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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月十七日,励志社遇见台湾周

更新时间:2026-04-20 17:55:36点击:

共工新闻网·GNN电 题:四月十七日,励志社遇见台湾周

春愁难潜强看山,往事惊心泪欲潸。

四百万人同一哭,去年今日割台湾。

逢甲写这首诗的时候,是1896年。距离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签下那份屈辱的条约,刚过一年。

130年后的4月17日,14位两岸同胞在南京静海寺种下丹桂七株,致敬《七子之歌》百年,祈愿“待得香飘两岸日,便是月圆东海时”。同日,五城巡展拉开帷幕。

131年后的4月17日,再一次的【江苏·南京台湾周】开幕第二天。一大早,三支团队在中山陵汇合,从海峡那边来,站在孙中山先生的陵前,抬头望那三百九十二级台阶,没有人说话。

那是一种无需开口的默契——你走了这么远的路,站在这个地方,该说的话,风替你说了。

谒陵之后的中山论坛,每一位嘉宾都讲得精彩,每一位听众都心怀澎湃。但我想跳过那些掌声和致辞,记下这一天发生的另一些小事。

中山论坛圆满落幕后,我带大家去了一个台湾周其他参访团行程表上都没有的地方——励志社。

这不是临时起意。

出发前,我在大巴上跟团员们说了此行的两个理由。

第一,励志社的前身,是黄埔同学会励志社。团里多是官校出身的退将,或黄埔后人。去励志社,是回家——回黄埔人的家。

第二,励志社也是当年审判日军战犯的地方。今年又是一个八十周年——东京审判八十周年。

去励志社,既是溯源,也是见证。

团导游悄悄告诉我,励志社他们没有安排讲解员。我淡淡一笑说:我来讲。

“2026江苏·南京台湾周”交流活动,共工新闻社顾问钮则坚停在了几块展板前。GNN 发

从励志社门前蒋中正手书的“立人立己,革命革心”碑,到励志社的由来。从新生活运动,到国共和谈的会场……直至来到“正义的审判”展厅,开始讲述南京保卫战时,共工新闻社中国近代文史顾问钮则坚停在了几块展板前,抬手指向一张照片。

展墙上,两排、八位国军将领目视着前方——他们都是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的抗战将领。钮叔所指的第二排第三位,是一名面容清秀且淡定从容的青年将领,照片下方标注着:谢承瑞(1904-1937)。

“文龙,我舅舅”钮叔喃喃地向我说。

声音很轻,像怕惊动什么。

我早就知道这段故事,但当钮叔本人站在那里,站在他舅舅的名字面前——那种感觉,和我在书里读到、在文章里写过的,完全不同。

谢承瑞,黄埔军校高教班第四期生,黄埔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二团上校团长,1937年12月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,负责坚守光华门,组织并亲率敢死队歼灭突入城门的日寇。13日,南京城破,身负重伤后壮烈殉国,年仅三十二岁,被追赠为陆军少将。

而钮叔的父亲钮先铭,同样教导总队,同样参加了那场永远无法忘却的战役,城破之后,退至鸡鸣寺,凭幼年时便会背诵的佛经躲过日寇的盘查,成为“南京大屠杀”的亲历者和见证者。

一门忠烈,两代英魂。

我常和身边的朋友讲:我们每个南京人,都应该感念钮则坚先生。他们家,用两代人的鲜血,写下了什么叫"精忠报国"。

钮叔站在展板前,为我们一一讲述。那些细节,那些名字,那些已经泛黄却从未褪色的记忆——从他口中说出来,比任何正史都更让人动容。

那一刻,我的鼻头阵阵发酸。

不是因为悲壮,而是因为真实。展板上那几个字,不是教科书里需要背诵的名字,而就是身旁这位极富学养者的舅舅,是让钮叔去年7月7日在连云港巡展开幕式上发言时不禁哽咽的往事,是钮叔年复一年、在台湾海峡的这一边和那一边之间,从未放下的一件事。

降展区。1945年9月9日,上午九点。这是最值得我们中国人记住的一个日子——不是某场胜仗的纪念日,不是某次谈判的签字日,而是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人民投降的那一天。十四年屈辱,一朝雪耻。中华民族,涅槃重生。

我正说着,身边的何邦立教授夫妇轻生对我说:那位,是我们的证婚人。

何邦立教授夫妇,温文儒雅,琴瑟和鸣,相识于去年在台湾巡展之时,相知于第七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与抗战精神传承研讨会上,可亲可敬可近。何邦立教授是开启海峡两岸航空医学学术交流第一人,也是这次访问团的团长,其父辈一门三杰,分别为两岸破冰的推动者,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,台湾新竹科技的奠基人。兄弟三人,三种使命,同一份家国情怀。

他们所提到的证婚人,正是那场仪式的主受降人何应钦上将。

多么奇妙的缘分。八十一年前站在受降席上接受降书的人,八十一年后,他曾证婚的新人带着台湾同胞回到南京,站在同一片土地上,讲述同一段历史。

汪老师情不自禁地说起了何应钦的事。很多人只知道那张照片——何应钦在接收降书时身体过于前倾,被不少人诟病"不够庄重"。但汪老师说,一是距离稍远,手臂确实够不着;二是何应钦上将为人谦和,习惯性地向前以示尊重。

是啊,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是谦和、友善之人。哪怕在受降席上,也不改温良恭俭让的本色。

这不是软弱,是涵养。即便是胜者,也不愿颐指气使,也会给对手留体面。

观结束,我们回到大巴车上。

车上很安静。每个人大概都在消化刚才看到的一切。

此时的手机。一条新闻却跳了出来:

4月17日,日本军舰强闯台湾海峡。

点开查看,字数不多,可字少事大。

一百三十一年了。同一天,同一片海。丘逢甲说“去年今日割台湾”——可对车上这些人来说,那不是去年的事,不是一百年前的事。那是抗战的起点,是让之后的五十年65万台湾同胞献出生命的事件,是后来让钮叔的舅舅三十二岁倒在光华门的回想,是钮叔的父亲从南京城的废墟里爬出来的景象。

坐在我身旁的王忠义将军,也看到了这条消息。

他转过头来,看着我,声音不高,但每一个字都带着重量:

“日本人实在是太可恶了。如果再来一次抗日战争,只要你们发个话,我一定再上战场。”

忠义将军今年七十三岁。
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完全和二十岁的小伙子一样心怀激情。没有一丝犹豫,没有一点修饰,斩钉截铁。

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里,赵王想重新起用老将廉颇,派使者去看他。廉颇一顿饭吃了一斗米、十斤肉,披甲上马,以示尚能战。使者回去却说:“一饭三遗矢”——吃顿饭上了三次厕所。赵王以为廉颇老了,没用他。

一千年后,辛弃疾在其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中留了一句话在后人的心里又悬了近千年:廉颇老矣?那个使者的谎话,误了一个老将,也误了一个国家。

王将军没等任何人来试探。

2024年的光复节,王将军率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八人亲赴五指山为我代祭外公;2025年我赴台湾巡展,他不顾七十二岁高龄,亲自到机场接送,全程陪同。去年光复节前日,他再次陪我上五指山祭拜外公,那天大雨滂沱,山路湿滑,他走在我前面,一步都没犹豫。

4月17日这天,大巴车上,没有高谈阔论,但他的话让我动容。

没有人派使者来看王忠义将军还能不能打仗。他自己就是那个答案。

那天,夕阳从车窗斜照进来,落在王将军的侧脸上。

我下车的时候,什么也没说。

有些话不需要说。《资治通鉴》写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,司马光想告诉后人的其实只有一句话:以史为鉴,可知兴替。

可鉴什么呢?

鉴的是人心。一百三十一年前的4月17日,有人签下了割让台湾的条约;八十一年前的9月9日,有人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接受了投降书;2026年的4月17日,日本军舰又出现在台海——而一个七十三岁的退役将军坐在南京的大巴车上,说他只需一个号令,便可再上战场!

历史从来不会简单地重复。但它总在押韵。

而我们能做的,就是记住。记住丘逢甲那首诗里的眼泪,记住1945年9月9日九点钟的阳光,记住那些用自己的余生守住忠义的人——

因为他们记住的,也是我们不能忘的。

四月十七日,会过去。但四月十七日,不会真正过去。

作者:沈文龙,系南京市台属联谊会会长

供图:共工图片库、GNN、南京市台属联谊会

编辑:熊馨缘

责编:董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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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自【共工新闻网·GNN】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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