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生这一生，做过很多事。

他画过战争的残酷，也画过胜利的荣光；他走过四万公里苦旅，两度入藏，在藏北高原七天七夜的生死边缘走出来；他创立了“刀火”艺术，写下“野火烧愚世，利刀砍蠢心”八个字；他退休后走遍全国，萌生了民族休闲文化创意，2007年《中国教育报》以半版篇幅报道了他，题目是《一介平民心中的“国家级课题”——张宛成与他的民族休闲文化创意》。那篇报道后来获得了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。

2011年，他的水墨画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在法国卢浮宫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联展中，荣获国画组唯一奖项；2012年，刀火作品《南京！南京！》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久收藏；2015年，国画《胜利日》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长期珍藏。

他做了很多。但他也做了一件别人未必愿意做的事——他把自己放在了一幅画旁边，做了那个“配座”。

那幅画，叫《中华江山图》。

画它的人，叫金京模，号昆仑山人——1940年生于长白山东麓龙井，童年是在抗日义勇军战士背上度过的。17岁一头扎进大兴安岭地质队，此后四十余年，用脚丈量过大小兴安岭、张广才岭、祁连雪山、黄土高原、戈壁大漠。他当过共和国第一代地质工程师，获过科技成果奖，写过五十万字长篇小说《青山之鹰》，编过四十万字《地貌图说》——然后，六十六岁那年，在一间斗室里动笔画《中华江山图》。那时他还不知道，三年后会遇到一个愿意为他做“配座”的人。

先生与昆仑山人在《中华江山图》对联前

先生与昆仑山人在《中华江山图》前

先生与昆仑山人在画案前讨论

2009年中秋，先生在宋庄认识了他。那天有人在路上贴着先生的耳朵说：“金老师在画一幅长卷，高3.2米，长1200米。”

先生后来说：“当时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但确实在自问：这是真的吗？”

那晚他们同桌。先生用“一种敬佩、发现的眼光端详他”——金老师话不多，但很友善，藏而不露，思维敏捷。先生知道，自己遇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人。

先生遇到金老师的时候，自己的事也已经做得足够亮了。但当他看到金老师那幅昆仑巨作时，他做了一个选择。后来在《我与山人》里，他写道：

“山人的‘万里江山图’更值得我去付出，即便我的一些事业因此搁浅也在所不惜。我承认自己的事业也是‘钻石’级的，但钻石有时也往往当‘配座’和绿叶。”

他把自己比作“配座”和“绿叶”。不是谦辞，是选择。

从那天起，他为金老师的《中华江山图》写了上万字的《国卷狂想曲》，写歌词，组织志愿者团队，帮金老师裁纸、做铁架、买书、准备创作中需要的一些琐碎物件，再帮金老师盖章、整理作品——把画好的长卷一一卷好，放入画桶，安放在铁皮柜里。一次次的搬迁，他都参与。

宋庄搬迁前，先生与昆仑山人讨论如何装车

先生参与搬移百公斤重的铁皮柜

他还写过许许多多举荐信——有人想了解金老师的创作，他就执笔；有人需要一份文字说明，他就寄；有人想推荐这幅画，他就写。他曾为金老师的作品向相关领导写过信，因为金老师早年与那位领导在甘肃酒泉地质队同事过。只要有人开口，他从不拒绝。那期间他为多少人写过字，他自己也不记得了。

有一次，一位朋友来先生工作室，他是一位领导，金老师当时在画《丝路历史长河图》，那位朋友说自己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有人脉，可以让金老师走一趟。先生听完，二话没说，把一大摞写好的字都让他拿走。那位朋友说送一些领导，帮忙安排。后来，没有任何消息。但先生做了就做了，从不问结果，也不去说。

最繁重的是最后盖章的那段日子。那是2017年国庆黄金周，别人在休假，我们在宋庄参与《中华江山图》印谱加盖。五十余枚印章，最大最重的达七十斤，平均每枚二十余斤。

金老师画完《中华江山图》后，先生先在画上画好盖章的位置，然后我们一道一道工序地准备印泥、铺开画卷。先生站在凳子上，从高处把几十斤重的印章一枚一枚地盖下去，生怕伤到画纸，每一枚都小心地、稳当地落下去。

盖下去，扶稳

近六千枚印章，盖在1700张丈二宣纸上，铺展开来，是2300米的长卷。

那三天，我们完成了近百枚印章的沓泥与起举传递。

递过去，接住

我后来在朋友圈里写过，说自己“托起的是印章，也是《中华江山图》”。先生看到后，说可以参加“中年组举重项目比赛”了。那行字后面，我还写了一句：“祝祖国万岁，愿中华江山永固。”

托起的是印章，也是《中华江山图》的分量

完成《中华江山图》的印章加盖后，金老师又紧接着开始创作400多米长的《丝路历史长河图》，同时创作一幅关于朝鲜半岛的江山长卷。并在那段时期写成了几十万字的《茶余闲谈》及自传体小说《瀚海孤影》。

那段时间临近春节，我便把金老师《瀚海孤影》数十万字的手写稿带回北屯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录入，一遍一遍地校对。校对完之后，为了让金老师方便看，也方便请老师审阅，我请哥哥和外甥女帮我装订成册，再带回北京给他。那是金老师一辈子的记录，与他笔下的《中华江山图》一样，是他留给世界的另一份重量。

在宋庄完成所有创作和写作任务之后，金老师又一次面临搬迁——他一生搬过太多次家了，每一次，那些长卷、画桶、铁皮柜里的作品都要重新安放。他年岁大了，不想再折腾了。疫情期间，他和先生商量，不如找一个能真正安顿下来的地方，不用再担心房租，不用再担心下一站。于是我们协助他把工作室从北京搬到了银滩海滨——一个能让他安心创作、也能让作品安稳存放的地方。

银滩海滨

银滩海滨工作室

先生为金老师做的那些事，他从未计算过得失。他只是觉得，该做。

他从一开始就觉得，《中华江山图》不该只是一幅画——他写过《国卷狂想曲》，他清楚它是国之重器，是中华江山永固的象征。他希望的，是这幅画能唤醒更多人，让更多人看见这片土地的不易与伟大。

但他也曾跟我说过，他有遗憾——觉得自己终究只是一个人，没能帮它走得更远。他从不觉得自己“已经做得够多”。

但他对这幅画有一个愿望。他曾在一段文字里写道：

“我们祝福他的艺术成果，唤醒人们的中华江山永固之爱国之心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不是在祝福一个人——是在祝福一幅不属于任何人的画。他知道，《中华江山图》不是为个人画的，也不是为家庭画的，是为这个国家画的。他希望的，是中华江山永固。他把自己放在“志愿者团队”里，署名“海宁张宛成”。他不是主角，他只是其中一个。

我告诉他：金老师的这幅作品太宏大了，不是举一人之力、一个团队之力、一个财团之力能完成的——它承载的是这片土地的记忆与气脉，需要举一国之力，才可能让它真正被看见、被记住、被传下去。他听了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但他还是继续做他能做的事。

他从不问值不值得，只是觉得该做。那些年，他几乎每天都去金老师那儿坐坐，聊几句，有时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在那儿。他做的事，很多不在画上，但都在画里。

金老师画的是山河，先生托住的是那个画山河的人。先生不是那个创造纪录的人，但他是那个让纪录得以完成的人。不是那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，但他是那个在灯下帮别人稳住一生心血的人。这种选择，比创作本身更少见。因为创作需要才华，而“甘当配座”需要放下才华。

先生对金老师的成全，不只是出于情谊，更出于一种自觉。

他在《我与山人》里还写过另一句话：“什么叫爱国，你拿什么爱国，爱国可不是一句空话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不是在说他自己——

他是在说金老师。但这句话放在他自己身上，同样成立。他拿什么爱国？他拿自己的“钻石”去做别人的“配座”，拿自己本可以成为主角的人生，去托住一个更宏大的叙事。这叫爱国。不是口号，是选择，是放下，是站在别人身后，帮他完成他完不成的事。

先生走的时候，还在路上。金老师还在画案前，还在走。二十年前，一个人在斗室里动笔；二十年后，一幅画到了2300米。

先生说过：“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太多”。他走了，但画还在，人还在，山河还在。

他只是做他该做的事——然后继续做下一件。他不争，不计，不问值不值得。那幅画后来到了2300米。他亲眼见证，亲手参与过，心里一直知道。如今，画还在继续往前走——有人接力，有人关注。他若还在，一定希望金老师身心安康，替他继续看这个世界。他看过的山河，金老师还在画；金老师画过的山河，他已经在里面了。

他不需要被记住，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站在舞台中央，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角落里把一件事做完。

聪慧

2026年7月8日于北京